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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環境保護如何為“雙循環”添薪助能?

                                          發布時間:2020/9/3 15:15:36 騰訊微博 新浪微博 打印
                                          自今年全國兩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講話中提到,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兩個大循環觀點的提出是全局性的謀劃,不是簡單地針對當前產業鏈供應鏈因疫情中斷所采取的權宜之計,而是在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關鍵階段的強國方略,是籌劃以更深層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開放加快形成內外良性循環的戰略抉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院長林毅夫如此認為。
                                            落實到生態環境領域,生態環境保護在“雙循環”過程中,能發揮什么作用?綠色發展對打通國際國內大循環戰略,意義何在?
                                            “黃河大保護”助“一帶一路”國際大循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我國建立外部大循環、打開外部發展空間十分重要。據6月3日商務部發布的我國第一季度對外投資數據,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53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52.3億美元,同比增長13.4%,比上年提升2.3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倡議沿線省份與黃河流域九省(區)部分重合。據新華絲路網站介紹,“一帶一路”中線為“北京-鄭州-西安-烏魯木齊-阿富汗-哈薩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中心線為“連云港-鄭州-西安-蘭州-新疆-中亞-歐洲”。這兩條線路在鄭州會合后一路向西,幾乎貫穿整個黃河流域的核心地域。
                                            可以說,黃河流域是“一帶一路”的空間載體和核心腹地,沿黃省(區)發展得好,“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才會更順暢。然而,黃河流域生態脆弱,已經掣肘沿黃省區經濟與社會發展。
                                            據2019年10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發表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黃河目前面臨“四大難”:洪水風險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脅;流域生態環境脆弱;水資源保障形勢嚴峻;發展質量有待提高。
                                            隨著今年兩會“編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被明確為重大國家戰略。目前,各省份已積極行動起來,共抓黃河大保護。
                                            甘肅是黃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養區和補給區,擔負著黃河上游生態修復、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河南提升自然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陜西推動黃河流域從過度干預、過度利用向自然修復、休養生息轉變,改善流域生態環境質量;山西在保護中開發、開發中保護。
                                            黃河流域只有補齊生態短板,才能實現區域協同和高質量發展,擔負“一帶一路”國際大循環的長期使命,才能與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比肩而立,共同為祖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沿黃城市群為國內大循環釋放空間
                                            城市群是內循環的重要載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新形勢下,要建立以城市群、都市圈為龍頭的結構性大格局,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
                                            沿黃城市群中,上游有蘭西城市群、寧夏沿黃城市群;中游有呼包鄂榆城市群、晉中城市群、關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下游有山東半島城市群,西安、鄭州、濟南等省會城市。
                                            1935年,我國地理學家胡煥庸,通過數萬個數據分析,一點點摸索出了著名的“胡煥庸線”。這是一條我國人口密度之線,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分界線。該線的西北方向,64%的國土面積僅有4%人口,線東邊36%國土面積聚集著96%的人口。
                                            黃河流域城市群一半在“胡煥庸線”以西。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長江經濟帶的絕大部分,以及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城市重慶、成都、西安,都位于該線以東。
                                            隨著沿黃“城市群化”“都市圈化”的深入,城市要素利用效率和綜合承載能力將進一步提升,也將為流域內的農產區和生態保護區留出更多空間。而這一切,也需要緊抓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為城市群高質量發展釋放廣闊空間。
                                            截至2019年底,黃河流域省份總人口4.2億,占全國30.1%;地區生產總值23萬億元,占全國23.3%。如果補齊生態短板,激活沿黃城市群新動能,這一數據將得到質的改變。
                                            有網友評論,“黃河更大的想象力,遠不止于這幾座城市。它連接海洋與大陸深處的宏大氣韻,對中華文明的悠久見證,對‘一帶一路’的堅定承載,以及區域協同發展的決心,或將成為中國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一招妙棋。”
                                            巧借自身資源稟賦,打通內循環七經八脈
                                            內循環同樣尋求資源的最優配置。或者說,優化資源配置也是激活內循環的做法。
                                            在東北發展現代農業,也許是振興工業之外的突破口。畢竟,造化天成的黑土地、北大荒,在世界范圍內能找到的也不多。
                                            “與其沉湎于東方德意志的過去,不如擁抱中國北海道的未來。”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調研吉林以農業為重點,而不是東北曾經引以為傲的工業,網友寫下了如上詩般評論。
                                            從實際資源稟賦出發,“宜水則水、宜山則山,宜糧則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積極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質量發展新路。”
                                            循著這一思路,中東部地區可通過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的更大發展擴容;西部地區可跳出現有資源稟賦約束,應用高新科技尋找創新發展的突破口,進而促進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事實證明,過去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把東部的城市化工業化的邏輯帶到西部就可以推動西部大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西部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技術和制度約束下的資源稟賦現狀。僅靠改制度而不改技術,資源稟賦格局依舊,發展落差縮小不易。新形勢下謀劃西部地區發展需要超常規的思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指出。
                                            可以依據自身天資稟賦,結合當下技術趨勢,激活新定位,展開新動能。比如,西部地廣人稀,發展農業不宜采用沿海那種勞務密集型的模式,而應發展高技術、工程化、企業型的新模式。
                                            具體操作方法上,黃奇帆建議學習以色列和新加坡經驗,在有條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體種植和無土或少土栽培等技術發展新型戈壁農業,將廣闊的戈壁灘改造成超大規模的蔬菜糧食生產基地,并通過中歐班列輸送到歐洲或內地中東部。
                                            他指出,假設這樣的農業搞了10萬平方公里(1.5億畝,每畝1萬元產值),將會產生1.5萬億元的產值。同時,這相當于增加了1.5億畝耕地,可以將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標賣給東部地區,既籌集了資金,又為東部城市群都市圈建設增加了用地指標,一舉兩得。
                                            再比如,西部水光風電資源豐富,由于用電需求增長放緩、調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暢等原因,近年來頻頻出現棄水、棄風、棄光問題。
                                            對此,一要通過發展抽水儲能、化學儲能等技術,平衡此類能源的峰谷差,將此類能源改造成穩定可持續的電力資源。二是加大特高壓電網的投資力度,努力將這些地區富余的電力通過特高壓電網輸送出去,提高對此類可再生能源的消納能力。
                                            綠色經濟為國內大循環韌性發展蓄能
                                            綠色發展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構建韌性經濟社會確立了方向,這其中離不開綠色經濟的強大支撐。
                                            新基建背景下,數字經濟產業化、傳統產業數字化也進入了組合重構的更高階段。兩者都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力量。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生命經濟等綠色產業,不僅本身將為國內大循環發展帶來幾萬億甚至十幾萬億元的投資需求,更能帶來巨大的乘數效應,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
                                            據黃奇帆統計,預計2020~2025年期間,僅我國5G商用一項,便能直接帶動經濟總產出10.6萬億元,直接創造經濟增加值3.3萬億元。這些創造天量價值的產業,都是生態友好型產業,也都對優質的生態資源有更多需求。
                                            云經濟之父喬·韋曼曾指出,“數字經濟”自帶環保基因,是終極的綠色技術。幾十年來,數字基礎設施的參與者們一直在優化能源使用。在此基礎上,數字經濟可以通過重新定位執行計算的位置,實現多方資源的優化配置。例如通過異地運行減少本地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計算需求,或者使用更便宜、更天然的獲能渠道,如風能發電或水能發電。而這一技術能為我國“胡煥庸線”以西的省(區)帶來利好,激活西北地區的城市內循環。
                                            喬·韋曼提出,數字經濟可以優化數據中心的制冷。與其使用電力來冷卻產生熱量的數據中心,不如將數據中心放在涼爽的地方,比如山區或更靠近極點的地方。這種數字經濟驅動的綠色模式,會降低社會各項綜合運行成本,加速經濟增長,最大化調動“胡煥庸線”以西省區潛力,帶動西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黃奇帆與喬·韋曼所見略同,他指出,要充分利用西部生態優勢,就近布局云計算數據中心,通過“東數西算”為東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計算服務。他認為,要通過這些新的技術手段和系統工程發展思路,將西部地區富余的清潔能源開發出來,進而轉變為西部乃至全國高質量發展的物質支撐,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為國內大循環蓄能。
                                            當然,政府同時也要發揮促進、引導作用,提高和優化公共投資效率及結構,更多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公共衛生、城鄉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重大科技進步等公共領域,發揮公共投資對總需求的乘數作用。(中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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